我们应当站到宇宙精神的高度来理解人类生命的可塑性。人类生命现象，是宇宙经过一百多亿年、地球经过近五十亿年、生物经过近四十亿年、动物经过近十亿年演化出的一种迄今所知的宇宙间最为高级的一个物质形态层级，它浓缩了宇宙间几乎所有的精华、采用了宇宙间几乎最精尽的结构、包容了宇宙演化的几乎所有的可能、蕴涵了宇宙间几乎所有的进化能力，特别是，它独秉着宇宙精神赋予它的智慧、情感、意志、理想、自主性和创造性，并由此构成了智力生命体。有了这样的生命形态，什么宇宙间的奇迹不可能创造呢?有了这样的生命形态，自我塑造的什么样的可能性不能成为现实呢?①

         又如，我们只有站在宇宙精神的高度，才能发现人类进化的步伐、文动的脉搏。对此，我在《宇宙精神》一书中这样写道：
         似乎人类已经接受了一些杰出的未来学家、预言家们的这样一种认识：二十一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信息的世纪”、“社会生物工程的世纪”。其实，这都是外在性的表述，从其本质上讲，二十一世纪将是人类关心自己生命的“人类生命学世纪”。人类将以人类的生命问题为出发点、参照系、最终目的和检验标准度过自己的二十一世纪。在二十一世纪里，人类将给东方最古老的一个命题“天人合一”赋予新意，当做自己的百年课题。就是说，在二十一世纪，人类将向布鲁诺说的“最大”“最小”两个方面进军，最大——人类将探索宇宙精神之谜，最小——人类将揭示自己的生命之谜，进而把宇宙精神与人类生命“合二为一”，从而使得大到宇宙的星体、小到人类的个体都能按照“宇宙精神”来演化和生活②。
        今天是个多么恢宏的时代啊，明天又是个多么神奇的世界啊：至少在3500年前，人类偷吃了上帝的“智慧果”，因此产生了至今身处其中的第一次文明——体外文明或生存文明(例如，选择、确定进而完善起了一整套的劳动方式、社会结构、科技体系、个体与类日趋一体化的进化方向，等等)；倘若再吃了“生命果”——认清和驾驭了自己的生命，一定会出现更加辉煌的第二次文明——体内文明或生命文明。所谓吃了生命果，就是人类对自己生命的生成、结构、本质和意义都有了成熟认识、合理解释和自主把握(如揭开了基因、性征、衰老、特异功能、外星人等秘密)。
 
       ①章韶华：《宇宙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652页。
        ②章韶华：《宇宙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7页。 
      上述论述并非梦中呓语、个人畅想。2000年6月26日，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6国科学家和6国元首同时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历时10年终于绘制完成，这标志着宇宙精神、上帝把创造人类的部分“制作技术”和“版权”转让给了人类自己；干细胞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标志人类已经接近掌握了衰老的原因和控制衰老的技术；细胞端粒研究的重大进展，证明人类已经掌握了细胞分裂周期和分裂速度，从而可以自动拨动和确定生命时钟；死亡激素的发现，又使人接近掌握了人类死亡的原因和控制死亡的方法。
       长生、健康、和谐，幸福、良心、责任，这是人类的也是每个人的终极追求。既然如此，与之相对立的诸如战争伤亡、政治恐怖，不同国家、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冲突，与之相对立的诸如不幸、兽性、自私，就应当理所当然地予以严厉制止和断然拒绝。倘若如此，靠人们常见的国家使用的方式、宗教使用的方式、孤立个体的方式都不能解决问题，换言之，只有人类在生存理念特别是政治上成为一个彼此内心平和、交往和谐的“人类体”时，才有可能。

            我在的另一部专著《宇宙书》(待出版)中，又进一步写道：

          “宇宙精神”包括“四有八能”：宇即上下四方；宙即古今未来；精即精力精华；神即神秘神圣。所以，宇宙精神是一种“能量性”存在，是物能或实体能、场能或关系能、灵能或智慧能的三位一体。如果这样来理解我们置身其间的宇宙，那么宇宙的本质、本体、本性便是能量。简言之，宇宙本身只是“能量”。
 
       ①章韶华：《人宇宙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这种能量源自“前宇宙”。这种“前宇宙”很像中国的老子、德国的黑格尔所描述的样子：它是上帝的两种原始意志——“无”与“有”的“渐变”(黑格尔称其为“变”，老子称其为“易”、“和”)，渐变到一个自身规定的临界之时，便形成了“宇宙”。宇宙在开始阶段是一个能量远远大于继生黑洞的“原始黑洞”或“原始能量圆体”。这个由初始能量合成的、因其能量无限大而呈桑葚状的圆体，由于一个尚不清楚(很可能是构成这个原始能量圆体的——被我称为红、黄、蓝三种能量种类——相互作用到超出自身临界时)的偶然因素，突然爆炸，能量圆体的炸散使自身向四周疾速散去。由于向四周射去的能量无穷大或无穷强，于是便只能形成由红色、蓝色、黄色(有不少科学家认为是绿色)三条呈90度角的立体交叉状态的能量束。由于红、黄、蓝三条能束由同一个原始能量圆体转化而来，由于这三种能量束本身就是同一种能量的三种状态，所以，当着三条立体交叉的能束从交叉点沿着彼此叉角都为90度的六个方向迅速前进到各自的一个关节点时(由于每一条能束本身是由红、黄、蓝三种原始能量构成并相互作用着的)，便浓缩成了各自的即六个巨大能量团，这就是最原始的恒星即“初级恒星”，以及散落在恒星四周的散乱能量体即行星。六大初级恒星及其众行卫星之间进一步地相互作用，于是各自便开始第二级亦是第二次相同性质、相同状态即同样是朝着六个方向的二次爆炸，并由此形成众多行星、卫星和流星。这样，初级恒星、卫星、流星之间纵横交织的相互作用使得一些聚集了很大能量的星体稳定下来，形成二级恒星(有的宇宙学家估计类似太阳的恒星数量达“10的20次方”)、另一些能量体则围绕着二级恒星形成了二级行星或卫星(有的宇宙学家估计，至少有“10的8次方”个行星上有生命发生过或存在着；有的科学家甚至推测，大爆炸不仅创造了宇宙、同时也创造生命)。并且，每一级次、每一方位的新的恒星、卫星的出现都会产生新的物质形态和新的物质元素，以及与之相应的相互作用力。比如，正像六条能束的其中一条在演进到一定阶段后产生了我们人类，在相同的其他五个方位和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段，也一定有智力生命发生和存在。
       在宇宙的一级、二级乃至n级的爆炸——稳定——再爆炸——再稳定中，不仅初始能量团决定着初次爆炸、一级次恒星决定着二级次的恒星，后者逐级地反决定于前者，而且，彼此的引力决定着彼此的斥力，同时斥力也反决定于引力，当着决定性力与反决定性力相适应时，星体就趋于相对稳定。
       这种由红、黄、蓝三条能束垂直交叉从而创造出宇宙并规定着宇宙演进规则的“新宇宙模型”说明，星系、星体有中心而宇宙是无中心的；“宇宙的时间’’除去熟知的一维还有无数维(即霍金讲的负时间)；宇宙到了自己的临界，因其母星体与子星体之间及其引力与斥力之间的决定—反决定性，既非膨胀着、也非收缩着，而是相对稳定着……这样，各种各样的星体便成了物能体，星体或星系之间则成为能场，而在场能与物能、物能通过场能与其他场能相互作用的同时又产生出了性质完全不同的更高级也更高能的灵能。这种灵能在物体能中表现为“灵能体”(如动物、人类，人类灵魂中的神明)，在场能中成为高灵能场(如黑洞、白洞、虫洞，人际关系、感情等)。灵能的产生又反过来硬性着既有的物能和场能、甚至创生着新的场能新种和物能新素。如此等等。
       这就是我们的宇宙。宇宙在生成演化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情怀和意志，便是宇宙精神。
       宇宙精神因不同的方位、载体和条件而有完全不同的形式，由此而展现出形态各异、性质各具、范围不同的万事万物、大干世界。例如，宇宙精神在石头那里表现为一定质能的“一般存在性”，在植物那里表现为“一般生长性”，在动物那里表现为“肉体活动性”。
        我们人类这里的宇宙精神，即是我在《人类的第二次宣言——自然—人道主义导论》第二卷中所界定的“自然—人道性”。在这种自然—人道本性亦即人性的作用下，人类便表现出只在人类这里才有的物能形态一物质活动系统，场能形态——社会活动系统和灵能形态——精神活动系统。这三种活动的异质同构，便是我们人类的生存自身——人类文明。
        进一步看，由于我们人类的文明说到底是宇宙精神在人类这里的展现，这使得人类文明的形态也大体分为蓝色文明——以关注物质生活为主的人—物文明——西方文明，黄色文明——以关注社会生活为主的人白人文明——东方文明，红色文明——以关注精神生活为主的人—神文明——中部文明。正是这三种文明形态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异相成，组成了我们人类的文明体系。
        所以，我们人类——不仅仅是少数天文学家、高能物理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必须研究宇宙精神，必须懂得宇宙精神，必须从宇宙精神的视角去把握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历史，特别是我们与宇宙精神背道而驰的诸如宗教敌视、国家之间的战争、种别性别歧视，等等。
同样，站在宇宙精神的角度再来看人类的自豪感竟是如此的幼稚可笑：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好像是蚂蚁打架，驾着航天器登月好像是蚂蚁上树，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好像是大蚁戏弄小蚁。
       似乎巧合的是，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呼吁成立的这个世界联合政府，恰恰是宇宙那种深刻的决定—反决定的统一性、万事万物的共一性在今日人类这里的必然性展示，是宇宙精神所赋予人类的那种共同人性、共一特征在适应条件下的正常萌生。换言之，成立世界联合政府从而使人类开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认识宇宙、理解宇宙、改造宇宙、提升宇宙，即通过人类的自觉行为来体现宇宙(正朝着智力化方向)演化的规则和趋向，这是宇宙精神赋予人类的一项庄严使命，也是宇宙精神之所以要育化出人类这个智力生命种群的真正目的所在。

       一个雌性原类人动物已不同于第三纪中新世的原类人动物，她在地面度过的时间要多过在树上的时间。奔跑时，她四肢并用，跑得又笨拙又缓慢。但她在行走时，只用后肢。两条前肢在体倒悬摆着。
那夜，她在一根结实的树枝上安然睡去。一束宇宙之光从太空射出。这光穿过云层，射向地球并击中她子宫中一枚卵细胞中的一段DNA，当这段DNA复制时，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基因中的某种种变化完成了①。
 
       ①〔美〕萨缪尔等：《爱因斯坦的圣经》，李斯等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的确，太阳不仅温暖人类的表层、带给世界光明，更照耀着人类的心灵、辐射到人类的方方面面，甚至，越是在漆黑的夜晚、熟睡的梦中，越能感受到太阳那直射灵魂的光芒。
是啊，因为有春暖夏雨冬雪，人类才有春种秋收冬藏。南北有寒冷的两极，中间有灼热的赤道，脚下有肥沃的陆地，眼前有浩瀚的大海，正是它们的浑然天成，我们才能够上有大气环绕和保护，下有森林鲜花、鸟兽鱼虫，我们才能够繁衍生息、乐享人生。
       太阳与地球的配合竟是如此的神奇，它们赋予人类以生命，寓于生命以精神，植于精神以善根、慧根、美根。在太阳与地球的玄德、睿智面前，我们人类的仁义与聪明是多么的渺小和浅薄。也正是这种渺小和浅薄，驱使着人类常常陷入无知和愚蠢。无知到不知太阳、地球与我们人类究竟是什么关系，愚蠢到不知母子之间、父子之间究竟如何相处。
       直到今天，我们那些自以为和公认为具有非凡智慧的政治家们却是如此的愚笨：保护大气免受进一步污染的《京都议定书》，美国政治家们说，这个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国民产值，进而会影响我们的选票——不签。政治家为了个人的选票，竟置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生存大计于不顾；选民们为了眼前的几件内裤钱，竟把自己的子孙幸福抛却脑后，用自己的选举权要挟政治家群体。这可是当代人类最著名的政治家，这可是当今人类最文明的选民们。我们这个人类，我们这个生活在21世纪的人类，我们这个自以为高度文明、高度智慧的人类啊!
       在人类进化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学习期”。第一次是人类之初，经历这次学习期，我们学会了直立行走，学会了取火，学会了制造工具，学会了说话、绘画和写作，学会了组织家庭、建立宗教和建构社会。在人类进入全球时代的今天，我们又进入了第二个学习期，这次我们要学习如何在全球时代、在“地球村”里生活，学习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关系，学习正确认识和正确把握人类与地球母亲、太阳父亲的关系。比如，我们要懂得：太阳、地球是人类的父母，这种遗传和传承，作为子女的人类是改变不了的；又如，我们要懂得：太阳与地球既是一对伟大智慧、可亲可敬的父母，又是一对家法严格、刚正不阿的父母。
        既然如此，我们首先就要学会“我们人类是什么”这门基础课。就是说，只有我们“人类”真正成了由60亿平等个人组成的“人之类”，才能进一步开设人类的“类间关系”课程；也只有我们在同一个世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人类才能成为“人之类”，即整体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人类”。

第一件大事是爆发了有一多半人卷入的，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和精神带来了沉重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为导火索，奇怪的是，到了1994年，这里的局势突然间又成了世界人民最担心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奇怪的是，到了今天，作为最大的战败国的日本突然又成了最大的“经济入侵者”。

第二件大事是诞生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占人类一多半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奇怪的是，在到了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包括“苏联老大哥”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国突然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据说，那里的社会制度给那里的人们的经济、政治、精神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第三件大事是兴起了一个以军事技术革命为内驱力、以信息革命和生物革命为主战场的世界的科学技术浪潮，这场革命带来了科学技术成果“十年超过十万年”的辉煌成就。奇怪的是，在20世纪的后10年里，科学技术对人类环境和人类心灵的破坏也同样是“十年超过十万年”。 

      人类的历史是乐观的呢，还是悲剧性的呢？说是乐观的，脚下是一片连一片的雷区，心里是一个套一个的误区，眼前是一段接一段的险途；说是悲剧性的，尽管今日世界的局部战争此起彼伏，然而人类决不会选择充满了兽性、罪恶和恐怖的世界大战之路；尽管社会主义正在前所未有的挫折中“挣扎”，但决不能以此认为资本主义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制度

    没有符合人类本性(如崇高感、责任性、奉献精神)的方面，因而没有内在的旺盛的生命力；尽管人类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破坏“十年超过十万年”，但决不能排除人类以同样的能力去阻止悲剧的发生、挽回破坏造成的损失、走向符合人性的科学技术之路的可能性。

        这样，就给进入新世纪的人类提出了一个决定前途的大问题，即一个思维方式问题：既然人类在20世纪干的三件大事都这样那样地违反了人类的本性、违背了人类的初衷，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其中作祟呢?原来，人类的一切思想、言行都是与人类的自我认识程度相一致的。就是说，如果人类把自己混同于动物，便会摧残异类(像科学技术所做的那样)、蹂躏同类(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那样)；如果人类把自己混同于上帝，便会充满妄想、一味妄行(像科学技术革命时对待环境一样)。

       那么，人类应当怎样认识自己才无愧于人类呢? 这要看人类在本来意义上是怎样一种宇宙生命观，或者说，这要看人类怎样理解自己的生命。

        那么，“国碎家破”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我”：如果像牛羊把自己的生存系在一根以绳子为半径的木桩上一样，人类把自己的安危系在以狭隘的民族利益为半径、以个别政治家控制的国家这根木桩上，那么，狭隘的民族利益这根绳子就变成了生命线，国家这根桩子就成了生死碑，而政治家也就像人类主宰着牛羊一样主宰着众多个“我”。

         但是，如此理解的确冤枉了政治家们，因为古往今来的大多数政治家都是以无私甚至以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持着各自的国家的，而大多数国民也都是把政治家视为自己国家的象征的。于是，“国家安危”的根源便又返回到了作为国民的众多个“我”这里了。然而，这个命题刚一提出，就内含着强烈的对立性：一定的人类之所以要组成国家，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结果为什么会适得其反呢?

       悲惨国家史、凄惨的人生路逼着人类的理性不得不转换新的思维方式。这时，人们发现，并不是国家、政治家、家庭把人类抛进了苦难的深渊，相反，是包括政治家在内的众多个“我”，并没有对自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简言之没有弄明白“人类”、“人性”是什么。于是，人类或根据兽性化需要，或根据神性化愿望组成了家庭，更根据这种需要和愿望把众多家庭组成了民族，进而组成了国家。由于这样一种建立国家、家庭的出发点本身就是非人性的，因而“人”借助国家、家庭所具有的那种神奇的“凝聚力”或“合力”，使得单个人所具有的性和神性的破坏力得到了增强，从而使得人类的兽性和神性不仅淹没了人性，而且也大大超过了动物的兽性力量和天国的神性力量。不是吗? 比如希特勒，由于他把自己的神性力量无限扩大，所以提出了“只有日耳曼民族是优等民族”，因而应当像上帝统治信徒那样统治除日耳曼民族以外的所有“劣等民族”；由于他把自己的兽性力量无限扩大，所以，当波兰的首都华沙的废墟上躺着几万具没有掩埋的平民尸体时，他竟比野兽还野兽地通过望远镜欣赏这一由人类自己兽行导致的人间惨状。

        由此可见，要想彻底改变人类的国家观、家庭观，杜绝人世间由诸如战争、侵略(包括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来维系的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寻根，即树立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人类观和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人性观。因此，国、家、我的关系，只能是这样一种关系：只有众多具有人性的我，才能构成合乎人性的家；只有众多合乎人性的家，才能组成符合人性的国。进一步，也只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使“没有国哪有家’’成为无愧于人类的真理。

几乎所有的政治家、宗教家、学者都以为，人类今天面临的难题是诸如贫困或贫富差距问题、战争或文明冲突问题、犯罪或恐怖活动问题、联合国主导作用问题、生态或保护生境问题。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甚至假象，人类今天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灵魂危机问题，是拯救人类灵魂的问题。

自古至今，有三种“人性病毒”污染着人类的灵魂：自私，仇恨，麻木。

自私使人愚蠢。以政治活动为例，旨在改变地球大气状况的《京都议定书》，美国总统带头拒签、俄罗斯总统紧跟着拒签，嘴上的理由是保护国民经济产值，心理的理由也许是担心失去太多的选票。美国公民不问青红皂白只要损害自己的眼前利益就不投总统的赞成票，美国总统不分是非远近只要减少自己的选票就不签《京都议定书》。难道美国2亿多人不会受到与他国公民完全相同的大气污染的毒害?难道等到大气非治理不可的时候再去治理，美国的国民经济损失不是更大?——这是愚蠢源自自私。再以宗教活动为例，人类已有400多万年的历史，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不足2000年，因而两教的教徒彼此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教徒，只有首先无愧于人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好的教徒，只有彼此相容才能彼此相生，难道双方的人们连这一点历史常识、连这类最简单的形式逻辑常识都不懂吗?——这是自私导致愚蠢。在人际关系中，这类因自私而愚蠢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为了二两猪肋骨，两个男子汉竟会两肋插刀；因为婆媳拌了两句嘴，两个女人争相悬梁、投河；因为二尺宅基地，父子俩、同胞间竟会大打出手；为了晋升一级工资，不少人不惜出卖妻子的爱情、女儿的贞洁；两个商人为了争夺1万元钱，不惜花2万元雇用杀手，还美其名日“卖了孩子买蒸笼，不蒸馒头争口气”。如此等等，无一不是因灵魂的扭曲而变得愚不可及、蠢不可耐。

仇恨使人疯狂。仇恨源自自私，产生疯狂，所以，仇恨的程度与疯狂的程度是正比关系。希特勒的疯狂来自他对犹太人、对波兰人、对日耳曼民族之外的任何民族、对全世界的仇恨。今天的人类更加疯狂，从原子弹到人体炸弹直到新近发明的妇女人体炸弹、婴儿人体炸弹，从“9·11”事件到阿富汗战争、直到伊拉克战争，今天的人类已经疯狂到了极限。为了同“敌人”进行长期的战争，一些民族和宗教，不顾长期征战造成的极度贫困和资源的高度破坏，提出了为信主生产后代、为民族养育儿女的“人口战略”，其实，他们不是在生产人类，而是在生产射向人类脑袋的子弹、刺向人类胸膛的刺刀，是在生产更多的仇恨、更大的疯狂。仇恨，本来是同爱与生俱来的，仅仅由于仇恨超出了人性所容忍的限度，落后于与之相应的时代，所以满怀仇恨的人的爱、感恩、奉献也就走向了反面，变成了仇恨的引擎；复仇，本来是人类众多情感中的一种，仅仅由于它强占了人类情感的主导位置、变成了人类生存的主要目的，所以人的其他情感如友爱、宽容、良知、爱情、亲情等，便全部变成了复仇的原材料。一个充满仇恨的人，一定是一个疯狂的人，一个疯狂的人远比发疯了的动物还要危害人类；同样，一个充满仇恨的民族，一定是个疯狂的民族，一个疯狂的民族远比一群疯狂的虎狼更加恐怖，它可以毁灭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地球生命，如果可能，它会摧毁所有星球，会把太阳搬到自己的后院。

麻木使人萎缩。麻木是比自私、仇恨还要可怕的一种人类病症。自私—愚蠢、仇恨—疯狂，尽管是人类的病态，但它毕竟是有感而发、由因而果的一种“活动”、一种“意向”，而麻木则是一种死寂、一种冬眠、一种退化、一种颓废、一种“假死”。环顾我们四周，有不少人可以喝着法国的白兰地、穿着中国的睡衣、叼着德国的雪茄，像欣赏好莱坞军事体裁的影片一样，欣赏“9．11”事件中双子座大楼如何被撞塌以及人们如何惊慌失措、如何尖叫着逃命，欣赏伊拉克战争中的美英飞机款式、美英机群的编队。如果说，发动“9·11”事件的恐怖分子们、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美英政客们是因自私而愚蠢、因愚蠢而仇恨、因仇恨而疯狂，那么，周围的人们、整个人类则是因麻木而萎缩。否则，人类就能阻止“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的发生。麻木是人类最为恐惧的一种病态，麻木使人忘记昨天，不管今天，丧失明天；麻木使人无视世界、消耗自我。麻木的人，无异于魂飞魄散、灵魂出窍的行尸走肉。一句话，麻木使人萎缩，使“人”徒有其名。

或许有人会说，“9·11”事件、伊拉克战争，毕竟是偌大世界中一个小小角落的特殊事件。不。无论强国大国、还是弱国小国，无论高唱自由人权的国家、还是沿袭集权独裁的国家，无论是军人执政的国家、还是秀才为君的国家，请到它们的后院看看，请到它们的密室瞧瞧，请到它们的仓库走走，甚至远到沙漠里的唯一一片绿洲——那是军事基地，深至海底的唯一一种巨鲨——那是核潜艇，更有那一枚枚核弹、一支支钢枪、一箱箱子弹、一把把刺刀，还有那一排排脸上“缺血”的军官、一片片周身“铁血”的士兵，所有这些都不是儿童玩具店的模型，都是直指人类性命的“真家伙”。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前一天还想不到的武装冲突和灾难性战争。

人类何以到了这个地步?唯在于“灵魂失灵”，唯在于“灵长类”退化了“灵长性”，唯在于自私、仇恨、麻木污染了人类的灵魂。

 灵魂是弱小的，还是强大的

人类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内心世界，一个是外部世界。只要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就必须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面对两个世界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乍一看，我们的灵魂世界是一个最为软弱的世界，是一个常常被外部世界逼到生活角落的世界。比如，一个小小的市井无赖，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迅即把一个圣人羞辱得“斯文扫地”；侵华日军任何一个无名小卒，都可以把中国姑娘的贞操和人格、把中国百姓的生命和尊严蹂躏得一败涂地。其实不然。每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人类历史，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正是由于灵魂有着柔中有刚的“弹簧品格”，我们人类方才屡踣屡起、百折不挠、每每将置死地而后生。例如，2000多年前的柏拉图、佛陀、孔子，他们的灵魂，至今控制着人类的精神和行为；圣雄甘地的灵魂可以指挥着他那骨瘦如柴的病体横扫千军万马、挑战强权强国，赢得全人类的折服。的确，如果人类缺少灵魂这种原动力、推动力和牵引力，人就等于一个毫无“人类”可言的躯壳，可能直到今天还生活在青面獠牙、茹毛饮血的禽兽领域。

灵魂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威力，是因为灵魂是我们“万物灵长”的本质、是“灵长类”的标志。比如，灵魂是神灵或上帝在人类这里的分体、化身，人所为人的诸如良知、公义、爱、侧隐之心、同情弱者，都是上帝通过人的灵魂而赋予人类的“天性”；又如，灵魂是人类的幸福之源，人类所有感到幸福的东西(如爱情、健康、愉悦、创造、友谊等)，无一不源自灵魂；再如，灵魂又是人类生存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总是为了满足心灵的需要才去劳动和创造，如果美食、装饰不能满足灵魂，人类会不假思索地把美味佳肴、华服霓裳丢进垃圾桶。

人类的文明与幸福来自内心世界即灵魂与外部世界即现实的彼此和谐，人类的野蛮与灾难根源于外部世界对心灵世界的轻蔑和践踏。可惜，直到今天，人类大多数仍还处在精神压抑、良知泯灭、邪恶横行即“灵魂受辱”的生活之中。

人类的进化大概要经历以下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个体群体化、群体个体化时期；第二个是个体人类化、人类个体化时期；第三个是人类宇宙化、宇宙人类化时期。

个体群体化、群体个体化时期是一种以英雄辈出、英雄与英雄打擂争雄为特征的时期，是一种标准的“英雄时代”。氏族的族长、部落的酋长、民族的领袖、国家的君主，都是英雄之辈。人类此时的一切功过、是非、文野都根源于英雄，都与英雄个人的品格、智慧、胆略甚至性格、爱好息息相关。只要人类这个整体是被“分裂”着的，无论是一分为多(如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等)、一分为三(如东方文明区、西方文明区、中部文明区)，还是一分为二(东半球、西半球或南半球、北半球)，都属于“个体群体化一群体个体化时期”，都属于“英雄主义时期”。

个体人类化、人类个体化时期是一种以个体与人类的彼此转化、相互催化为特征的时期，是一种“非英雄时代”。人们今天常说的“全球化”，其本质就是个体人类化、人类个体化。这是一种生存全球化、交往信息化、科技智能化、思维共振、成果共享、遥相呼应的时代，是个体的观点、方法、成果可以迅即人类化，人类的新知、新意、新成就能够迅即个体化的时代。这种情况，使得人类始终处于充满个性、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前进状态，使个体始终处于置身世界、主导世界、个性丰满、人生丰富的拓展状态。这是一种人类共一、众生平等、个性互补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英雄，每个英雄都可能在成为英雄的同时又被其他更多的英雄所取代。当每个人都是英雄的时候，也就没有英雄了。

人类宇宙化、宇宙人类化时期是一种以人类与宇宙的互相促进、互相转化为特征的时期，是一种“无英雄时代”或“反英雄时代”。人类，作为迄今所知最为高级的一种宇宙生命形态，作为迄今所知唯一一种以自反映、自创造为本质特征的智力生命形态，不仅负有认识自己、提升自己的责任，更负有认识宇宙、提升宇宙的神圣职责。认识宇宙的本性和规律，从而提升对宇宙的了解和理解，进而按照对宇宙的认识来认识自己、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这就是宇宙人类化；遵循已知的宇宙的本性和规律，按照人类的要求和设想，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改进人类之外的各种事物的性能，提升人类之外的各种事物的层级，这就是人类宇宙化。宇宙的每一次提升都浸透了人类的特性，人类的每一种活动都遵循着宇宙的规律。在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下，只有上帝和规律是英雄，而这时的上帝或规律又服务于宇宙的改造、人类的提升，因而上帝和规律也不是英雄。一个连上帝都不配做英雄的时代，显然是一种“无英雄时代”。

问题在于，我们今天还只是到了第一个时期转向第二个时期的“过渡阶段”，这使得今天的人类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艰难的双重任务：正如为了建筑新的建筑物，必须首先用更多的精力拆除旧的建筑物那样，要想建设全球时代，必须首先改变英雄时代。例如，个体人类化、人类个体化首先就会遇到横挡在人类与个体之间的国家、宗教、政党、文化等等，而这些领域又恰恰是英雄之所以为英雄的世袭领地，恰恰是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用武之地。这些英雄中，有的是被人山呼万岁的元首，有的是代天立言的教主，有的是史无前例的大师，有的是呼风唤雨的大亨。人类要否定他们的“英雄气概”，谈何容易。更为严重的是，今天的广大民众也还深深地被“英雄史观”左右着，要破除旧时的“英雄观念”更是难上难。

是时候了，人类必须形成一种力量，一种“超度英雄亡灵”的力量，一种让人类和平长人全球时代的力量，一种领导“全球世界”创造人间奇迹的力量。这种力量，便是世界联合政府所代表的力量。

是时候了，要么唱起英雄的挽歌，要么去唱人类的挽歌，二者只能取其一。               

（一）英雄：人之豪杰的正与反

追溯长达5000年的人类文明史，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回味的历史线索，即：世界所有民族的文明史总是表现为“持和平主义的圣贤”最终战胜“持战争主义的英雄”的历史。

古希腊圣哲柏拉图有一篇极著名的《理想国》(The Republic)，其中说，如果人们能够满足于一种简单的、朴素的生活——既没有掠夺外国人的愿望，也没有引诱外国人入侵的财富，就不需要军事集团来保卫祖国了。但是，人们需要享乐，需要辉煌的庙宇和剧院、精美的织物、高雅的住宅、异域的香料。柏拉图言外之意是说，要想消灭战争，必须消灭人性中的贪婪。因为这一点，古希腊人极其珍视节制和限度。特尔斐(Delphi)城邦同盟的条约禁止成员之间发生战争，禁止杀害平民、禁止毁坏盟邦的城市、禁止彼此切断水源。到了古罗马时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继承并发展了古希腊先哲的伟大思想，第一次对战争的正义性作了明确而系统的法律界定。被世人传颂至今的“罗马法”亦即《万国法》(iusgeneiun))写道，在发动战争前，必须使自己确信其战争是正义的和神圣的，即必须：①侵犯罗马的领土；②对大使造成身体伤害，从而侵犯了大使的外交豁免权；③违反条约中规定的义务；④帮助罗马的敌人；⑤亵渎神圣场所；⑥拒绝交出严重冒犯罗马的人。

古中国圣哲孔子从来都视战争为人间的恶魔，孔子指出，他本人追求的是那种“男人有男人的事做，女人有自己的归宿，孩子们有人关爱，鳏寡独者有人接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世界”。老子则进一步描绘了“天下一家，举国一人”的人类和平主义图景。特别是一度曾为孟子弟子的墨子，更是天才地提出了“交相利，兼相爱”的和平主义思想，认为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应该坚持“互利”的原则，不仅如此，在互利的同时还要以彼此友爱作为前提。他把战争定义为与相利、兼爱完全对立的“杀戮”。他还明确指出，战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古印度圣哲在《摩奴法典》中具体地论述了战时的外交礼节和外交官不受侵犯的思想。特别是康提尔亚(Kautilya)，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天才地提出了被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极力推崇的“均势”的国际关系理论。20世纪最伟大的印度总理——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和不抵抗原则是全世界都敬佩的，而他的这种思想与古印度佛教中的“不杀生(ahimsa)”的戒律可以说有着深刻的传承关系。

在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以善良、平等为本质的和平主义思想就被当时的人们所笃信。古埃及有一种特有的文学体裁叫“教谕学”，也就是一些圣贤、长辈教导世人和子女的一些箴言。其中有一件保存最好的《普塔霍特普(Ptahhotep)教谕》，其中写道：“不要因你的知识而使你的心灵得意，不要因你是一个聪明人而自信。”“公正是伟大的，而它的正义是永恒的，自从它被造就出来，就不曾被侵犯。”在古埃及的“第一中间期”曾经发生过一次大饥荒，在这期间，有一位名叫伊悌的州长在自己的传记中写道：“在不结果实的年代里，我代养了格伯林的400人，我没有霸占一个人的女儿，我没有霸占他们的一寸土地。”这是4000多年前的人类啊，与我们今天许多自诩为文明的人相比，他们才是真正文明的。

和平主义像一个直指人类目标、外柔内刚的磁针，无论战争、贪婪、强权、野蛮如何企图折断它、扭曲它，它都会在经受百般蹂躏之后，毅然地指向前方。到了近现代，欧洲的伊拉斯谟、莫尔、克鲁塞、费奈隆、佩恩、伏尔泰、卢梭、康德、边沁等人，对战争、对军事，甚至对军人都表示出了极大的怀疑和质问。认为，士兵的生活具有破坏性，而商人的生活则能带来益处。让人敬佩的孔多塞(Condorcet)更是明确地指出：“较开明的人会逐渐认识到战争是最可怕的灾难，是最可怕的罪恶。”而所谓“正义战争”，不过是帝王们用来掩盖侵略野心的宣传。到了19世纪，不妥协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英格兰贵宾格会教徒乔纳森·戴蒙德(Jonathan Dmond)更加明确地指出，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防御战争与侵略战争的区分毫无意义，要么坚决杜绝一切战争，要么允许战争无限制地打下去。19世纪中叶的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等人又进一步把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认为自由贸易与和平之间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拆除了贸易壁垒就可能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到了20世纪，英国时事评论家安吉尔爵士又提出了“战争已经不合时宜”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不论是通过战争，还是通过帝国主义的掠夺行动(为此要进行费用高昂的军事防御准备)，都不能真正改善任何国家的经济地位。他一针见血地说：“不论政治上怎么说，真正(给英国)带来繁荣的各种因素，都同军事或海军力量毫无关系。”

尽管古往今来的圣哲们一直在呼唤和平的到来、论证和平的意义，一直在痛斥战争的残酷、论证战争的危害，但是，战争还是若无其事、一如继往地爆发着。战争之所以百害而无一利却又屡禁不止，是因为“英雄”需要战争，是因为英雄要用战争中的血泪和生命来祭奠自己的横空出世，要用炮火声和惨叫声庆贺自己的庄严命名，要用民众的跪拜和叩首来证明自己的至高地位。

如果说，战争有正与反两种因素，那么，英雄本身就是这两种英雄的集中体现。敢问英雄：你们是在把自己理解成弱肉强食、茹毛饮血、雄视众生的“兽”中之王，还是把自己定位为有良知、有公义、有仁慈、有责任的“人”?

二  英雄：民众公义的公与私

英雄是他的民众的英雄，民众是他们的英雄的民众。问题在于，英雄所代表的那个民众的“公义”，如果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则失去了公义的本意，如果站在全人类的角度考察各个民众群体的公义，这种“公义”更是黯然失色。英雄集中体现着一个民众群体的“公义”，一旦这种“公义”与其他群体的“公义”发生冲突，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战争便如期而至。这种“公义”与“公义”的矛盾发展到战争状态，无异于“一己之利”的相争。

被美国总统林肯称为“美国的孔子”、被美国公众尊为“美国文明之父”的爱默生(Raloh Waldo Emerson，1803—1882)，在其著名的《拿破仑，或世界之子》一文中是这样评价拿破仑的：

这里有一个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做的没有良心的智力实验。从来没有一个领袖具有那样的天赋，具有那样的武装，从来没有一个领袖发现过这样的助手或随从。而这种巨大的才能和力量会导致什么结果，这些庞大的军队、焚烧的城市、挥霍的钱财、杀戮成千上万的百姓的结果是什么?这个陷入混乱的欧洲的结果是什么?没有什么结果。一切都像他的大炮里冒出的青烟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使法国比他发现时更小、更穷、更弱，整个为自由的斗争将又重新开始。这种努力从理论上讲是自取灭亡。法国给他生命、手足、财产，只要他认为自己的利益和它的一致；但当人们看到胜利之后还是战争，部队溃灭之后又重新征兵，拼命辛劳的人却永远得不到报酬——他们不能花自己挣来的钱，不能在自己的羽绒床上休息，也不能神气活现地走进他们的别墅——他们抛弃了他。人们发现他那吸纳一切的自我主义对其他所有人来说都是致命的^①。

爱默生通过拿破仑的人生兴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不是拿破仑的错。他做出自己力所能及之事，却毫无道德原则地生存、发展。阻碍和毁灭他的是事物的本性，是人和世界的永恒法则；即使做千千万万次实验，结果也将是相同的。每一次实验，不管大家一起做还是个人做，若只有一种感官、自私的目的，就都会失败。平和的傅立叶将会像邪恶的拿破仑一样无能为力。只要我们的文明本质上还是一种财产的文明、防守的文明、排他的文明，它就会受到幻想的欺骗。我们的财富会使我们患病，我们的笑声中会有苦涩，我们的酒会烫伤我们的嘴。只有善对我们有益，我们可以敞开家门尽情品尝，它为一切人服务^②。

如果说，国家中心时代出现的英雄，有其某种合理性，即时势造英雄，全球时代今天的英雄，其合理性就大打折扣了。

需要指出的是，漫长的英雄时代给人类的本性已经注入了颇具顽强生命力的“英雄因子”、铸就了似乎永远挥之不去的“英雄情结”。以至于到了今天，很难说，本· 拉登发动“9·11”事件，萨达姆·侯赛因的铁血统治，布什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不是英雄因子的死灰复燃，不是英雄情结的回光返照。所以，全球时代的真正阻力是我们人类的“英雄后遗症”，是我们众多的英雄后遗症患者那种因过时而可笑、因守旧而可悲的英雄思维、英雄行为。

在全球性世界里，人人都有同一个天下，人人都不再有敌人，当然也就不再需要英雄。“只有善对我们有益，我们可以敞开家门尽情品尝，它为一切人服务。”全球时代的人类，更需要认真品味一下爱默生的这句话。

上帝眼中的人类是同一的、简单的，而人类眼中的上帝则是矛盾的、复杂的。科学家眼中的上帝可能是自然界的原理或规律，宗教家眼中的上帝可能是耶和华或真主，民众眼中的上帝可能是英雄或皇帝，而皇帝眼中的上帝可能是权力或民众。正是这些不同人群中的不同的上帝，引发了人世间彼此的对立、仇恨、妒忌，引发了彼此的争论、冲突、战争。所以，人类的矛盾，根本说来是不同群体所信仰的上帝之间的矛盾。

进一步讲，信仰相同的人群，对上帝也有不同的理解。每每苦读《圣经》、《古兰经》，我都对上帝或真主的正相反对的两类诫命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是如何处理“选民”与“平等”的关系，一个是如何理解“圣战”与“和平”的关系。例如——

众所周知，伊斯兰并不反对《圣经》的《旧约》。在《旧约》中，上帝对自己选中的十二个以色列的支族们说：

“我要使那些抗拒你的人畏惧我，使跟你作战的人惊慌；所有的仇敌都在你面前转身逃跑。我要使你的敌人陷入恐慌；我要在你推进时赶走希未人、迦南人，和赫人。可是我不在一年内驱逐他们，免得土地荒废，成为野兽盘踞的地方。我要逐渐赶走他们，直到你们人数增加，可以承受那土地。我要伸展你的疆界，从阿卡巴湾到幼发拉底河；从地中海到沙漠地带。我要赐给你征服当地居民的力量，在你推进的时候驱逐他们。不可跟他们住在你的国中，否则他们会使你得罪我。如果你拜他们的神明，那将成为你致命的陷阱。”^①

在同一本《旧约》中，向前翻过一页，上帝对自己的选民又说：

“如果你遇见仇敌的牛或驴迷了路，要带去交给他。如果仇敌的驴负重跌倒，要帮他把驴拉起来，不可走开。”^②

诸如此类、彼此矛盾的神谕，还可以引出很多很多。

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人类，比如信奉《圣经·旧约》、《古兰经》的人们，究竟应当遵循“选民”的诫命呢，还是遵循“平等”的诫命? 究竟遵循“圣战”的诫命呢，还是遵循“和平”的诫命?既然仇敌的驴子跌倒了还要帮仇敌拉起来，为什么还要追杀这个仇敌呢?难道主人的驴子比作为主人的“人”还要尊贵吗?

所以，信奉同一个《圣经·旧约》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人们，遵循的显然是前一种诫命——选民和圣战的诫命：以往的十字军东征、沙俄扩张、德国法西斯暴行是这样，持续了数十年的以巴冲突，美英与伊拉克长达10多年的斗争、直到2003年终于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以及接连发生的车臣战争、科索沃战争乃至“9·11”事件，也是这样。其实，人类千百年来持续不断的民族战争、国家吞并，究其根源，无一不是这种选民思维、圣战情绪从中作祟。

正因为如此，今天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中的广大民众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呼吁双方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们因势利导、悬崖勒马、改弦更张，回到上帝的另一种诫命——平等、和平的道路上来。

仁慈的天父啊万能的真主，我们这个由你们一手创造的人类，今天已经生活在全球一体的时代，双方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整个地球。在新的时代里，他们在坚定地执行你们关于“选民”和“圣战”的神谕中，遇到了争战双方及其四周的亿万民众都无法解决的时代难题。

——你们看哪，在卷入争战的子民那里，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核武器，有新研制出的比核武器更令人恐惧的生化武器、病毒武器；而科学家们告诉人类，只需要20克病毒，就可以把60亿人统统消灭掉。

——你们看哪，卷入争战双方的子民，已经到了彼此恨之入骨的地步，已经开始起用重磅炸弹、人体炸弹、婴儿人体炸弹、妇女人体炸弹等极端方式了。

上帝是永恒的、万能的，但是，包括各教的先知在内的人们对上帝诫命的理解是进动的、具体的。在人类已经进入全球时代、核子时代、信息时代的今天，在遵循“选民”和“圣战”的诫命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增加了更多危机和灾难的情况下，人类能否改用上帝的另一类诫命——“平等”与“和平”呢?

人类越是虔诚地信仰上帝、追随上帝，越是招致困难、苦难、灾难，这是上帝的错误还是人类的错误，是上帝神谕的失误还是人类信仰的失误?

在我看来，错不在上帝，完全不在上帝。

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同一个造物主的产物，这个造物主就是我常说的“宇宙精神”，就是上帝。是他赋予植物以“一般生长性”、赋予动物以“肉体活动性”、赋予人类以“肉体—智力性”或如我所说的“自然—人道性”。所以，它们彼此不同的本性都是同一个上帝本性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特化。不仅如此，正如上帝给了不同的星体极其严格的轨道一样，上帝也为地球上的比如人类、动物、植物之间的关系，赋予了非常严格的界定：既让它们各司其任、又让它们环环相扣，既让它们相互制约、又让它们相生共荣。然而，仅仅由于比如人类在生活中渐渐忘却了上帝的诫命，即不恰当地强化了人性，所以才把地球祸害得乱七八糟、千疮百孔。

这种情况还渗进了人类内部。人类是造物主创造的所有作品中最为得意、最为高级、最为复杂、最为精密的一件“精晶”。比如，上帝在赋予人类以情感和交往能力的同时，也为它们设定了一条“道德真理”的轨道；在赋予人类以理性和劳动能力的同时，又设置了一条“科学真理”的轨道。但是，仅仅由于人类忘记了自身不同能力来自同一个上帝，仅仅由于人类忘记了不同能力必须“各行其道”，所以才造成了比如科学与宗教之间、科学家与宗教家之间漫长而酷烈的对立和冲突。

这种情况甚至还渗透到人类各个生存领域的内部。比如宗教，人类宗教成长壮大的历史，本质上不过是不同宗教之间互相杀戮、弱肉强食、蚕食吞并的历史，甚至同一种宗教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10倍于此的宗派之间的血泪为代价的。

宇宙只有一个，上帝只有一位，神性只有一种，即使有十个宇宙也只能允许一个上帝。人类是“万物灵长”，不是“万物主宰”。皇帝不是上帝，上帝也不是皇帝。上帝在催化万事万物的同时，也特化给它们彼此不同的神性；违背自己的本性，就是违背同一个神性；骚扰他物的本性，就是干扰上帝的本性。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至少5000多年间，人类曾经犯下了所有可能犯下的错误。但是，没有一种是上帝的错误，也没有一种不是因为人类误解了上帝才犯下的错误。

人类有人类的尊严，这是上帝赋予的尊严；上帝有上帝的尊严，这是绝对的尊严。人类的为非作歹只能限定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超出范围1厘米，上帝就会行使“绝对尊严”的权力。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人类连自取灭亡的权力都没有，尽管人类已经为自杀准备好了原子武器、生化武器、病毒武器，尽管人类已经学会了恐怖主义、人体炸弹。

那么，我们所主张的“成立世界联合政府”，是上帝的谕旨，还是人类自己的比如笔者的妄为呢?

从人类的前进方向上讲，人类的社会形态，已经从远古的部落中心形态，经国家中心形态，进入了全球中心形态。跨国公司、国际资本机构、国际经济带或国际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从经济上把人类送人了全球时代；联合国、阿盟、非盟、欧盟等国际政治联盟以及各种政治性非政治性国际组织的成长如雨后春笋，又从政治上把人类引入了全球时代；互联网、信息化、智能化、国际航空航海网络等则为全球性生存提供了极为适宜的交往手段。一句话，全球性生存对人类的政治体制、经济规则、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信仰理念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国家”为例，国家这个曾经独领风骚几千年的庞然大物，到了今天，则必须按照全球性生存的全新要求，转变职能、重新定位。倘若如此，就必须成立一个旨在革除国家积弊、改变国家职能、限制国家欲望、发扬国家传统的世界联合政府。换言之，成立世界联合政府，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所致。所谓“历史规律”，说到底不过是上帝在人类发展方向上的特化形态。

从人类的反面经验即历史教训上看也是这样。“二战”期间原子弹在日本的爆炸，说明人类已经具备了自我毁灭的能力；“9·11”事件的发生，说明人类已经具有了自我毁灭的勇气；生化武器、病毒武器的出现，说明人类已经学会了最简便最迅速的自我毁灭方法。这是“传统人类”的力作，这是“传统国家”的罪孽，这是“传统宗教”的恶果，这是“传统文化”的产物。简言之，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国家、宗教、文化不能适应全球时代的必然结果。

既然如此，那么只有成立世界联合政府这一种方法，才能根除它们的弊端，阻止灾难的发生。上帝把我们命名为“人类”、&l